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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之那一代演员,最出色的地方在于深厚的涵养

2018-12-8 22:17:15      点击:
于是之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,论人品、论艺品,都是当代中国艺术界的典范,但他更喜欢自称“演员”,因为演员是他的职业,也是他的生命。   1980年代,我与于是之先生有过数年的交往,那时曹禺先生是北京人艺的院长,于是之是第一副院长,主持日常工作;而我则是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的记者。为了增加戏迷与剧院的交流,在于是之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“北京人艺之友联谊会”,我有幸成了最年轻的理事。理事有理事的好处,无论老戏新演还是新戏初演,每位理事都会获得一张赠票。但赠票也不白赠,戏一散场,我们就会被引入剧场里的会议室,谈谈各自的观后感。我好发议论,没大没小,逢场必言,于先生侧身静听,笑眯眯的那张脸让我有了胆量。导演夏淳个头不高,每次都是挺直腰板望着我,还时有鼓励之辞。林连昆先生后来也当上了副院长,一进门,先扫一眼我们这些理事面前的茶几,然后便京腔十足地大声说:“怎没水果啊?上点儿水果,啊!”林兆华导演通常是在走廊里和我交谈几句,也总要我多提意见。 
  除了座谈会外,于是之先生在剧场里、走廊上,只要遇见我,也会站在那里,和我聊聊文化环境。有一次,外部环境又开始紧张起来,一位领导来北京人艺看戏后稍带着批评了人艺:“北京人艺的戏也不能保证都没有问题。”事后于是之先生叨唠了几句,当时与我一起听他叨唠的还有另一家新闻单位的一位摄影记者。这位记者走后,我赶紧告诉于先生此人是谁的女公子,他眯缝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许多:“啊,啊,是吗!是嘛!”那一晚,他恐怕受惊了两次。 
  我有事也会打扰于是之先生,有些海外演出商、艺术家想见他,托我转达,他是有求必应,还将周日的时间腾出来接待我所介绍的客人。一次,他也有事找我,原来是有两封信让我转交,一封是他写给杨尚昆主席的,一封是曹禺先生写给杨白冰主任的。信没有信封,他的意思是让我也看看信的内容。两封信说的都是人艺在北京灯市口的一处宿舍即将被占的事情,因为事关军队,所以想请军委领导出面解决。在他写给杨尚昆主席的信中,好像还拉了几句家常,因为杨主席夫人李伯钊曾任北京人艺的院长,也是歌剧《长征》的编剧,于是之先生在其中出演过毛泽东,两家之间可能还有旧谊。我当天下午就将信送到了杨白冰主任府上,晚上杨主任见信后打来电话,说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。果然没过几天,事情便顺利解决了。 
  最近,于是之先生走了,而我与他也多年无缘相见了。其实有熟人曾告诉我,即使见了,他也未必能认出我。他退出舞台后一直为病所困,这让想念他的人心痛不已。 
  20世纪,劫波滔滔,这也深深影响了成长在这一世纪的演员们,其中的话剧、影视演员知名度最高,影响更为明显。我以为,在话剧舞台、银幕荧屏中,20世纪下半叶有两代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值得总结。 
  一代出生于1920年之前,如赵丹、金焰、金山、石挥、陶金、冯�、项�、舒绣文、白杨、上官云珠、张瑞芳等,秦怡虽生在1922年,但从艺术生涯看,也属于这代人。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已享有声誉,最先成名于话剧,继而驰骋影坛,拥有了足以令一生自豪的代表作,而且这些作品可以跨越任何时代,不受历史的局限。1949年后,他们又能成功转型,继续塑造了一大批应和时代、深受观众喜爱的形象。只有一位演员石挥,1957年即遭厄运,1949年后的作品很少,但至少还留下了《我这一辈子》这部电影,铭刻青史。赵丹、项�、张瑞芳等人由于在银幕上的演出,更是达到了无人不晓的程度。我尤其佩服冯�,那样的出身,那样的经历,居然饰演《南征北战》的教导员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政委,也是有模有样,而主演《桃花扇》,依然形神兼备,角色转换自如,演技可谓炉火纯青。可惜,这位为新中国银幕贡献卓著的影人,并未见容于他所献身的群体,最后惨死于“文革”。 
  1949年开始,这一代艺术家基本遵循着过去的老路数,因为影业公司还是属于旧时代的,如《我这一辈子》《武训传》等。但随着私营并入国营,随着意识形态色彩日益强烈,尤其是阶级斗争主导一切以后,他们的表演便开始与作品一样,越来越脸谱化,不是拔高就是妖魔化。他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本就属于左翼,或本身就是“老革命”,所以往后的表演也主动紧随社会步伐,让自身的“革命化”不断加码。只是到了“文革”,才被更革命的时代所抛弃。在银幕上,越革命往往就越显得舞台化,戏剧表演的色彩过浓,因为传统舞台原本就是个脸谱的舞台,敌我分明,忠奸易辨,更能突出“高大亮”和“矮小暗”,也容易塑造英雄挺胸抬头、器宇轩昂的那一面。其中赵丹最为典型,一直演到了许云峰,上刑场犹如京剧的走台步,讲话充满舞台腔。 
  这一代艺术家都天真、痴迷、无怨无悔,即使饱受屈辱,身陷囹圄,平反后也依然对他们曾经向往的世界充满憧憬。只有赵丹临终前的遗言“管得太具体,文艺没希望”,算是一种反省,事实上也不过是几句逆耳的忠言而已。“文革”后,他们中间得以幸存的人都想重返舞台或银幕,个个跃跃欲试,但已力不从心,一是年纪大了,二是环境变了。赵丹重见天日后,一门心思想演周恩来,可最终也未能如愿,原因还在艺术以外。其他人不论表演还是创作,成功者寥寥,偶尔的亮点也是一闪而过,例如项�(曾出演《南征北战》《烈火中永生》《火烧圆明园》等)。他们的艺术时代,其实随着“文革”的结束就已经完结了。 
  这一代演员最出色的地方在于深厚的涵养,中西兼备的才学,洒脱的人生体验,超凡的气质、谈吐、仪表,有的已成绝响。 
  于是之那一代演员,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剧团和电影厂,但在北京人艺里聚集得比较多。与上一代相比,他们实际只晚出生了那么几年。别看就这几年,光景却大不相同。他们中间的一些人,尽管在1949年前就已经登上戏剧舞台,可还没来得及出名;而有的来自“根据地”,所以名气也有限。不过,他们尽管没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红舞台、驰骋影坛的辉煌,却有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段大放光彩的艺术时期。50年代是因为阶级斗争思维还未发展到极致,80年代是因为反省和发展成为社会主流。这两段历史时期的作品也分两类,一种是跨越时代的,一种是时代局限性极强的。50年代超越时代的作品很少,这是环境所限;80年代就相对多一些,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。演员当然也受制其中。如果撞上那种时代局限性强的作品,表演固然优秀,但整个作品一旦时过境迁,就很难再引起共鸣。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泽,其原型是张中行老先生,历史证明他并非时代的落伍者,而且还“笑到了最后”。假如遇上了像《茶馆》这样的作品,那就是演员之福了。北京人艺的一代艺术家都因为这出作品的不朽,而在中国舞台留下了永恒的形象。   老舍创作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《茶馆》并不切合当时的社会主旋律。依据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,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创作这种作品。仅三幕的三个时代背景,就远离惯用的历史划分,后来连周恩来都认定老舍选取的三个时代不够典型,应该写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北伐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可以说,这三幕的基调是黯淡的,哀伤的气息极其浓郁,满眼都是些旧时代的灰色人物。说是要表现旧时代的社会风貌也罢,说是意图写出葬送三个时代的深远主题也好,但《茶馆》实际更像是一曲历史的挽歌。上演后,在赞扬声外,批判的力量也不小。一位文化部领导就批判了北京人艺和《茶馆》,也有人看出了《茶馆》的挽歌情调而加以讨伐,还有人说这部戏没有党对群众的领导,小业主成了主角,流露出满清贵族的没落思想感情,等等。面对严厉的指责和一些人好心的修改建议,老舍表现出1949年以后少有的坚定态度。他不但写出了不合时宜、没有配合社会潮流的作品,还能固执己见,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由衷的珍惜和守护的决心――他大概认为这才属于他自己。于是之在这部超越时代局限的作品里饰演了王利发,细腻入微地传递出这位茶馆掌柜无奈、感世、伤时的人物基调,成为他一生最成功的代表作。 
  除了英若诚那样的特殊背景,于是之这一代演员由于年纪、资历的原因,并非“文革”的主要对象,所以还算幸运,但也白白耽误了10多年。而这10多年本应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佳时期。好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话剧艺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,他们有幸赶上了。这个时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发展,也为他们提供了话剧舞台之外的广阔表演空间,知名度大增,仅北京人艺,就有林连昆、吕齐、英若诚、朱旭、董行佶、郑榕、李婉芬、蓝天野等一批人。且不说那些外国经典作品,其实只靠北京人艺演出的几部中国优秀原创,就足以让演员的形象不朽了。林连昆是其中的佼佼者――《绝对信号》《狗儿爷涅�》《天下第一楼》等让他在8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光彩照人。而于是之的表演则显得没那么出彩儿,起码“形象”没留下来,人们似乎更喜欢看他重演《茶馆》的王利发,因为《茶馆》才是他的巅峰。这恐怕在于他主演的那几部中国原创话剧作品或者时代局限性过强,或者并不成功,演员的表演被作品所困;也在于他没有出现在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里――尽管因影片《秋瑾》而获得最佳男配角奖,但记住这部影片或他饰演的那个角色的又有几人?这一时期的于是之最出色之处实际在于他的职务――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。那时他不时出席各种会议,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上,常常可以看到他端坐在主席台前列的正中位置,特别显眼。我曾对他说:“今天又在电视里看见您了!”他的回答很有趣:那是因为笔画少,才三划,排前面的只有姓丁的了。在他的主持下,北京人艺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,一部部中外杰作登上了舞台,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留下了珍贵的一页。不过,或许也正是他的职务,繁重的领导工作让他错过了在表演艺术上超越自我的机会。 
  于是之这一代演员,与赵丹那一代人比较,有一些共同之处,比如学养深厚,多才多艺,先是话剧,后又跻身影坛,而且演、导、编都拿得起来,还能写出漂亮的文章;不同的是,于是之这代人赶上了电视普及的时代,只是他自己没有充分利用罢了。于是之这代人主要生活的时代,环境完全变了,致使他们活得比较严肃,哪里会有旧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生体验,当然,这也让他们赢得了良好的道德声誉。 
  今天那些活跃在舞台上和影视圈里的演员们,与赵丹、于是之那两代人比较,大学,甚至更高的学历都是读完的,但很可惜,大多缺乏国学根基;尽管出洋的经历很普遍,还能移民或是拿绿卡,但西学却非常肤浅。不过,他们终于可以走向世界,表现天地也远比他们的前辈要宽广得多,生活视野更是前人所无法想像的,还有各类国际大奖在等待他们。最不同的是,他们所得的报酬、所享有的物质条件,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,包括那些三四十年代就有不菲酬金、不错生活条件的艺术家。他们的前辈,尽管自己有名,也有了钱,但或是不忘曾经穷困的过去,或是不忘依然贫困的大众,所以思想都左倾,抛弃自己的一切,甚至不惜生命,追求祖国的进步事业,大概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亮点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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